從《還願》來看台灣社會福利變遷為什麼這一家子會支離破碎？

▌本文取得原作者最靠北社工授權轉載，原文連結：點這裡

「在1980年代，如果你是當時一家之主，遇到家庭變故，你要怎麼辦？」

身為一個1980年代出生的社工，看到《還願》裡，小時候的彩色圓石磁磚浴缸和ㄅㄆㄇ摺疊桌掉了滿地的雞皮疙瘩，也不得不去想如果當時家庭適逢變故，能獲得什麼協助。

以下文章會談論關於關於杜豐于一家如何地「無法受到協助」，並且談論與劇情相關的社會福利議題，涉及少部分劇情，請小心服用。看完之後，也許你慶幸活在此時此刻，除了慈孤觀音以外，還有很多選擇可以尋求協助。

家庭暴力防治與目睹兒

「1993年鄧如雯殺夫案，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緣起，在1996年彭婉如命案發生之後，更加速了《家庭暴力治法》的制定，並於1998年開始實施。」這一段歷史是社會福利或家庭暴力工作者考試必考的內容，由此你可以知道，1980s根本沒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關政策法規，完全沒有，家庭暴力不過就是難斷的家務事。

在劇情中你看到的杜豐于損壞妻子的衣物、怒罵，或是小孩聽見父母爭執，看見家裡爭吵毀損的物品，這些家庭成員所受到的傷害，在當時根本無從保護起。儘管在遊戲中你難以看到互相傷害的狀況（我想是赤燭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而避免掉，但顯然大家精神創傷滿重的），但有許多傷害事實的蛛絲馬跡，在一個專業工作者的眼中，這就是我們每天在工作現場看到的活生生的家庭悲劇，需要進一步的協助。

家庭暴力不僅僅是肢體暴力，也包括精神虐待和性侵害（如亂倫），在現行的家庭暴力防治與保護性工作之中，有非常多的項目，包括兒少保護、成人保護、老人保護、加害人服務、緊急救援、安置等等，有興趣的可以進一步了解（點擊這裡）。

值得一提的是跟遊戲中直接發生的，關於杜美心在房間裡聽聞父母爭執的一段，你不難直接連結－－美心的身心症狀跟父母爭執有關，而這塊正是「目睹兒」的工作領域。或許你聽過「童年陰影」、「早期創傷」，這個現象就像是你熟知的「PTSD壓力創傷症候群」一樣，但影響的層面遠遠超過你的想像。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包括家族治療、精神醫學、心理諮商，在關注身心症狀跟早年家庭經驗的連結，你可以搜尋「創傷」當做關鍵字。

「目睹兒」相關服務是在家庭暴力發生時，介入協助家中的兒少們，降低兒少在家庭暴力中受到的傷害。你可想而知，「目睹兒」的工作同樣也很晚才開始發展，台灣的研究、民間單位試行的方案服務多半集中在2000年之後，到2015年才正式被納入法令執行工作之中，美心根本來不及長大。

延伸閱讀

‧家庭暴力防治法－維基百科
（順帶一提，中國是2015年才有家暴防治法規，不知道在遊戲人數僅次於台灣的中國地區怎麼看待這個遊戲裡的家暴問題。）
‧台中市目睹家暴兒少防治網

男性關懷專線

「錢我會處理，男人的事情你不用管」
「什麼叫做男人的事？你算什麼男人啊？」

這一段杜豐于因為鞏莉芳決定復出賺錢貼補家用，杜豐于與鞏莉芳爭執的內容。甚至後面有一段鞏莉芳的獨白，是在訴說他覺得杜豐于只是愛面子愛過於愛這個家。都在表示著杜豐于的困境，男性會顧及的社會觀感不同。

男性在家庭困境上有著跟女性不同的困境，面對閒言閒語，女性會容易感到羞愧，男性則會感到憤怒而付諸暴力行為。在家族治療的研究裡，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談論金錢方面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係到男性被看待的方式，當社會以金錢、地位來看待男性的成就，男性就更不容易直接面對問題，常常會先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成功」。

這樣的性別觀點，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初期，都以女性為受害者為主，「男性也需要協助」的想法並未得到重視，但當案件累積到一個程度，專業工作者們也發現男性的工作不容忽視。

「男性關懷專線」始於2004年，就是希望協助男性處理在家庭中的特殊問題，可以讓男性訴說自己的挫折、不被理解、痛苦，而不是「不成功便成仁」。杜豐于若是可以訴說自己的失敗挫折，也許就不會走上不歸路。

延伸閱讀

‧男性關懷專線守護14年！婚姻、家庭關係最多人求助－今周刊

離婚、兒童監護權與單親扶養

「所以我決定，這場演出之後，我要帶一家子離開那裡。」

鞏莉芳未能帶離全家遠離何老師和慈孤觀音，而自行離家。若他們打上離婚官司，對鞏莉芳有好處嗎？

在還沒有家暴法的時代，除非有人可以證明鞏莉芳被明顯傷害，否則鞏莉芳還有可能蒙上「未盡妻子義務」。雖然大家都為她的遭遇憤恨不平，但你可以想像在當時的民風之下，為什麼鞏莉芳的媽媽要勸說「夫妻床頭吵，床尾和」，不要隨意回娘家，以免落人口實。

若是離婚爭取杜美心的監護權，在當時也是比登天還難。成人可以自己決定從母姓是2007年的民法修法才開始的，在這之前除了有父母離異等原因可以提出改姓聲請以外，還必須說服法官你改母姓的原因。

當時的女性無法受到合理對待，經濟、社會處境、權力上處於弱勢都還是普遍現象。在1980s，不管女性是公司老闆還是賺錢大明星，監護權多判是判給父方的。

除了近年來的女性處境改善，女性也比較能經濟獨立，這一類的親權法院判例，以實際上的扶養能力來判定監護權，或是實施親子會面評估，參考親子互動決定判決，可以說是從2000s以後才開始備受重視。

若是離婚，單親家庭的服務直到2000年才開始，當時叫做《特殊境遇婦女家庭》，這一類的服務涵蓋未婚懷孕女性、夫亡夫失蹤的寡婦、或因家暴離婚的女性。

就算監護權判給了鞏莉芳，她恐怕在當時得獨自面對各種流言斐語了。而若是判給了杜豐于，那還得等到2009年才能獲得協助。

當時因為性別的考量，男性在家庭離異裡也需要協助，要將男性也納入服務，將法規修改成《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而不限定女性受到這樣的服務，使單親爸爸可以獲取相當的資源與協助。在這之前，杜豐于求助無門的狀況，也難怪會被拉攏到奇怪的宗教團體裡。

延伸閱讀

‧繼續性原則女性難爭監護權－台灣立報
‧中市特殊境遇家庭方案男性求援2成－中央社

精神醫學和兒童精神醫學

「我女兒才不是神經病！」

無論是現實不分的杜豐于，還是x光診斷無異狀建議轉診精神科的杜美心，在當時要尋求精神疾病上的協助其實還是非常困難的。台灣的《精神衛生法》是在1990年才設立，在這之前真的不是求神就是拜佛，或著是你常聽到的「龍發堂」。

在當時要正確的理解精神疾病，或是去除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可能跟超越八十八分一樣難（為什麼很難，玩一次遊戲就知道了）。在當時恐怕是連踏入精神科（現在也被稱為「身心科」）的意願都沒有，但好在現在的人對於精神疾病取得協助的態度也漸漸在改善。

至於杜美心要被治療有關目睹造成的症狀，或是望女成鳳壓力太大造成的症狀，如恐慌症或壓力創傷症候群，更是不容易。

台灣兒童精神醫學發展的也很晚，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的前身「台灣精神醫學會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是在1989年才成立於台灣精神醫學會，並且開始推動相關研究調查與研討會。1998年才成立「中華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並於2004年改名為「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這個沿革便可以知道處理兒童精神醫療議題，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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